[8] 以下分别简称为《教育法》、《高等教育法》、《学位条例》、《学位条例暂行办法》。

[173]此处的民主正当性，通过州政府对州代议机关负责来实现，因而就不需要再在联邦层面通过联邦议院传递正当性，进而也不产生与此对应的联邦议院的质询和信息权。该法规定，凡在子女15-36个月期间独自抚养子女，亦即未利用公立幼儿园等国家其他给付的父母，均可获得每月最多 150欧元的子女抚养金。

最终，宪法法院维持了汉堡州的集会禁令。（二）关于《统一团体协议法》的争议 [200] 2016年，宪法法院还将就关于统一团体协议的法律争议做出裁决。通过这种方式，科学本身也成为法，因为法被科学地生产出来。宪法法院认为，授予程序实际上是对基于基本法第4条第1、2款，第140条结合魏玛宪法第137条第5款第2句的请求权条件是否成就的审查。[132] 集会组织者遂向宪法法院提出暂时命令申请，请求撤销两级行政法院的裁定，并恢复其针对汉堡警察局集会禁令所提出之复议的暂缓执行效力。

[57]由此也引发了一系列关于宗教自由的宪法争议。[139] 本案涉及的宪法争议在于，对于子女抚养金，究竟是联邦还是州享有立法权？关于联邦制下联邦与州之间立法权的划分，基本法第30条、第70条规定了一般原则，立法权原则上属于各州，只有在基本法明确授予联邦在某些事项上的立法权时，联邦才可就此制定法律。就土地出让金的本质而言，其不是国家作为土地所有权人收取的土地租金，而是国家有偿转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的权利价金。

如果上述方案可行的话，对于此次温州已经暴露出来的以及未来许多城市都会陆续暴露出来的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续期问题，我们就可以提出一个比较合理的解决方案。就土地溢价金的性质来看，我们可以将其视为是对利用权价金的补充，或者用澳门当地通俗的说法叫做补地价。收入全部缴入地方国库，支出一律通过地方基金预算从土地出让收入中予以安排，实行彻底的收支两条线。2006年，国务院办公厅发布的《关于规范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支管理的通知》（国办发〔2006〕100号）要求，从2007年1月1日起，土地出让收支全额纳入地方基金预算管理。

这样一来，自动无偿续期70年非但不是对国家所有权的侵犯，更不是国有资产的流失，而是对国家所有，即全民所有这一根本法规定的全面完整地贯彻和落实。因为全民并非是虚幻的主体，其是由一个又一个、一代又一代鲜活的、有血有肉的公民组成的真实存在。

用更简单的话来说，国有土地既是国家的，也是全民的，而且后者是最主要的，前者是要为后者服务的。首先，自动无偿续期70年国有土地使用权，可以落实国家所有，即全民所有这一宪法规定。所谓土地溢价金，是指随着市场价格变动将土地利用权增值的部分进行预收的费用。在宪法层面，这一问题的核心就在于如何理解现行宪法第9条第1款关于国家所有，即全民所有的规定。

有偿续期的期限和价格应该跟外国人在中国拥有的国有土地使用权续期规则一致。当然，就这一项物权的具体性质来说，由于个体公民是全民的组成部分，因此个体公民对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所享有的70年无偿续期权利可以视为是国有土地所有权的自物权或者成员权的组成部分。三、自动无偿续期70年的限制性条件 是不是所有的住宅，无论面积大小，套数多少，都可以自动无偿续期70年呢？笔者认为，这是不妥的，必须分类处理。更有人主张说，为了防止开发商人为地延长商品房使用年限，法律可以规定强行报废制度——商品房使用一定期限之后，必须强行报废，这样就可以有效地避免土地使用权到期之后，出现自动续期的情形。

更为遗憾的是，1994年制定的《房地产管理法》第8条出现了集体所有的土地，经依法征用转为国家土地后，该幅国有土地的使用权方可出让的规定。但问题并不这么简单，我国宪法除了确定国家对部分土地和自然资源拥有所有权之外，还有一个规定，即第9条所说的国家所有，即全民所有。

第三种批评意见认为，如果国有建设用地之上的商品房因为各种原因不能使用，那么该商品房之下的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自动灭失，然后国家应当立即将该土地使用权无偿收回。虽然政府可以宣称其收取的土地出让金是用于全民福利的，但实际上作为全民组成部分的每个具体公民却并不一定能切实享受到这些福利。

而此次温州土地使用权续期事件恰好表明，公民是需要通过一定的方式来直接参与行使国有土地所有权的，而且通过宪法解释学上的努力，我们可以找到合理的方式来落实这一目标的，依照笔者的看法，这种方式具体表现为，住宅之下的一定面积（比如50m2或60m2的面积）的国有土地使用权应自动无偿续期一次，期限以70年为宜。如果后代子嗣希望把自己的这项权利用来新购买的房产，那么就不能再用于这套房屋了。根据这一规定，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续期问题的合理解释方案是，住宅之下的一定面积（比如50m2或60m2）的国有土地使用权应自动无偿续期一次，期限以70年为宜。虽然这项权利具有一定的期限，但是在合法的期限内，这项物权是不会随着土地所有权或房屋所有权的变化而自动变动的。[5] 相关具体论证可以参见程雪阳：《中国宪法上国家所有的规范含义》，《法学研究》2015年第4期 [6] 国务院在2004年的《关于深化改革严格土地管理的决定》（国发〔2004〕28号）中提出，要探索建立国有土地收益基金，遏制片面追求土地收益的短期行为。其次，之所以认为自动无偿续期70年比较合适，一方面是为了跟我国现行的住宅土地使用权期限制度相衔接，因为目前居住用地类的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最高出让就是70年。

依照这个规定，国家土地所有权实际上就是全民拥有的土地所有权。再次，除了极少数特别富裕的公民之外，大多数公民都是工薪阶层，都可能需要靠按揭贷款或其他渠道借钱来购买房产，如果不自动无偿续期一次，就意味着很多低收入和中产家庭，刚还完房贷不久，又要再买一次土地使用权。

具体理由是，我国在过去20多年间所建立和发展的建设用地一级市场，一直都是由国家来垄断的，由此不仅导致了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价格奇高，而且还导致了不动产持有税实际上已经被隐形的包含到了这种垄断价格之中了。如果是公开拍卖，利用权价金即是公共拍卖的结果

发展中国家倾向于将人口作为消耗资源对待而实施限制生育措施，而发达国家追求一种适度人口规模。三十年改革开放促成的国家高度经济发展使我国已经达到中上等国家收入水平，[28]面临进入中等发达国家门槛时刻，计划生育条款入宪时背倚的国家经济背景已被替换，也意味着，在法理上以经济优先而采取严格生育控制措施的目的正当性在逐渐被消解。

但生育权以生育自由为前提，排除国家权力干涉的自由内容构成生育权的坚固内核，其法理发轫于生育的伦理价值及其对个体生命与人性尊严的尊重。这个逻辑绝对成立并且在法律适用上不存在漏洞的一个前提条件是: 生育权内置于婚姻权，婚姻权必然包含生育权。1948年至1998年的大和平时代里，如此多的国家共同经历如此长期的持久的经济增长，这种情况可谓史无前例，世界经济时代的经济话语权特征造就人口治理的经济主义视角方兴未艾。[19]在计划生育宪法化之前，以行政措施为主的计划生育工作业已常态化，人口数量控制目标主要依赖于政府行为，效果明显[20]。

那么，依据宪法，人口增长保持与社会发展计划的适应性为何必要？又如何可能？ 如前所述，计划生育的宪法实质是对生育自由限制。追索第25条的立宪目的对于理解人口的增长同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相适应这一文本内容至为关键：首先，从文义分析，计划生育所追求的制度目的是国家框架下的经济与社会发展，宪法确立或内在逻辑允许的限制生育权法理正立基于此——推行计划生育、通过人口数量与结果调控来实现人口与经济、社会发展的适应性。

See Maja Kirilova Eriksson, Reproductive Freedom, in the context of International Human Rights and Humanitarian Law, Martinus Nijhoff Publishers 2000, p. 175. [5] 美国家庭计划委员会主席法耶•沃特尔思曾说，生育自由是一系列问题的关键，生育自由不应该理解为一项特权、福利，它是基本人权。那么，宪法文本为什么没有采取同《计生法》一样的立法技术将逻辑上必然存在的生育权予以明文化？合理的解释应该是，社会常识与法律经验已然被立宪者吸收而揉进立宪技术，即婚姻权、家庭权中必然包含生育权。

笔者认为，只有在计划生育制度转型基础上对其加以认知和批评，才能从根本上消解社会抚养费的必要性与合理性。注释: [1] 比较典型和棘手的诸如社会抚养费存废或合理化问题。

按照这一逻辑推论，宪法文本中的计划生育用语其内涵具有一致性——夫妻双方所遵行计划生育义务的内容决定于计划生育制度的形塑。此处的社会成员范畴并不应该空泛而指，而是特指宪法框架下与生育权密切相关的社会主体，这是由计划生育作为生育权限制的实质功能所决定。［10］胡康生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释义》，法律出版社2001年版。［3］王锴：婚姻、家庭的宪法保障——以我国宪法第49条为中心，《法学评论》2013年第2期。

[10] 前者包括控制生育、终止妊娠、决定生育方式、免于强制堕胎或强制节育等各种生育强制措施、决定子女的数量与生育间隔、拒绝任何形式医疗干预的自由; 后者包括获得生殖技术帮助的权利、适宜的性教育、充分的生殖健康服务权利。也同于birth-control的概念。

有鉴于此，保持原有的工作经验似乎可以达到计划生育工作目的，而为何要将其宪法确认？在这一问题背景下理解国家推行计划生育入宪，笔者认为可以成立的规范目的有二：一是确认计划生育国家任务的宪法地位，并以宪法效力引导计划生育法治化实施。这一思路兼有经济考虑及对社会问题的回应。

追随经济与社会发展而开启的计生制度调整似乎进入频繁期，也开启对未来生育制度调整的遐想：计划生育制度向何处去？未来的调整方向能否回应来自《计生法》实践的具体问题？[1] 1982年计划生育条款入宪标志着计划生育宪法化。摘要:  在我国宪法框架内，计划生育是作为生育权限制的制度形式，其对于人口的调控应该适应于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计划。